字母圈“愿大家早日争取到事无巨细的平等。”

昨天，我妈妈，一个不怎么看朋友圈的人，突然和我聊唐山发生的事，她说，“做女人，太不幸了！假使你以后生小孩，最好要生个男孩。”

我妈妈是个很简单的、随遇而安的人，小时候听她说的最多的话，就是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，她应该不会去思考性别议题，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群体的一员，就去诘问女性“群体困境”的原因。

她和我说这句话，应该就是单纯的，从善良的角度，想让后代的后代避免这种“不幸”。

如果说得更直白一点，就是：她没有享受到父权社会的红利，但她想让后代，以及后代的后代都能享受到。

弗雷泽说过，“男人造神，女人崇拜神。”对我妈妈来说，她应该并不懂“父权”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但她已经成为了深度认同父权体系的一员。

我妈妈说，“做女人太不幸了。”但其实我想补充，“比这还要糟糕的不幸，是不了解这种不幸的原因，以至于无法与之对抗，只能获得深深的无力感。”

从生物学的角度看，雌性与雄性完成交配，各自贡献一半的基因构成染色体，完成物种的延续，无论怎么去看，都找不出其中一个性别高于另一个性别的理由。

所以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的导言里发出诘问，女性为何被界定为弱者、附庸？以及女性如何摆脱给她们划定好的范围，尽力参与到人类的共在中去？

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这本书里对“父权制”的产生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：

他认为“母系——父权”的发展本质上取决于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发展。

在石器时代之前，人类社会以母系社会为主，因为那时生产力落后，个体死亡率极高，就和“蚂蚁社会”一样，有一个能生、会生的“蚁后”，才能保证种族的延续。

但石器时代，工具的出现改变了一切，石斧和石矛让人类得以去猎杀大型动物，食物显得不再紧缺，而女性因为力量的限制，只能够从事一些开垦园子，生生孩子的工作。

恩格斯说，这种原始的分工某种程度上已经使性别构成了两个阶级，女性通过成为男人的附庸，为他们繁衍来换取食物这种必要的生存物资。

在最古老的拉丁语中，女人甚至没有一个专有的称呼，而是被统称为“utero（子宫）”。

恩格斯认为，“当性别的两个范畴出现时，每一个都想把自己的统治强权加给另一个，从而占有特权，母系社会时是女性赢了，父系社会时是男性赢了。”

但随着生产力解放，女性不断参与到社会生产和公共议题中来，上述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情况了。

女性早已不再是石器时代那种离开了男性就丧失食物来源的附庸了。

所以看到有人说“保护女人是大部分男人的天性。”时，我感到一种出离于时代的不适，就好像女人离开了男人的庇护是不能独立的，是活不下去的。

虽然它是想安抚这两天女性群体大规模爆发的不安感，但它的潜台词还是在说，女人是“他者”，男性是“主体”，是“绝对”。

而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，波伏娃说，“当男性可以保护女性时，便也可以伤害女性。”

且这一论调刻意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——生产力上，男女已经平等了，但观念上，社会权益上，如何解开女性群体中更深范围的枷锁，让她们拥有与男性等同的性别主体性。

而不是但凡提及女性，便要告诫她们晚上9点后出门小心；

便要告诫她们穿短裙是在诱人犯罪；

便要告诫她们“你也有问题”。

有人会说，你再主体，再自主有啥用呀？那女人就是打不过男人呀？力量差距就在那里呀！关键时刻就是要男人保护呀！

怀疑论者说，“女人总将成为女人，因为生理上，力量上就是不等的，如果她们拥有完全的平等，她们不会成为男人，而会成为魔鬼。”

诚然，父系制的胜利不是偶然的，从人类的起源开始，生理上的优势使男性确立为至高无上的主体，男性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种特权。

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，为何现在“性别矛盾”的议题日益增加，男性是否到了要放弃这些特权的时候？

我妈那一辈人，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贤良淑德，做家务、干好内勤。她觉得这些是她分内的事，小时候我爸回家，从来都是两手一摊坐等吃饭。有时候稍微发两句牢骚，我爸便送她“女性气质”这种虚假的财富，告诉她做家务、做母亲这件事有多么神圣，多么伟大，以此来交换她的自由。

但现在，我们这一辈人，男孩女孩从幼年起接受的就是一样的教育。一样的培养，一样的学习，一样的荣誉感，一样的体育活动，迎接一样的前程，一样的996。

男生能干的活女生一样可以干，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无限填补了性别间的生理差异。

因此，从底层逻辑上，父权制的基础已经被完全改变。

也因此，如今的我们不光像我妈那样对“做女人的不幸”感同身受，我们还要去追问“为什么非得不幸？”，以及“能不能幸？”

从昨天到今天，我看朋友圈流传比较广的两篇文章，一篇在讲“girls help girls”，一篇在说“男性可以为女性主义做到的几件小事。”

它们本质上都是在说父权制下的“男性特权”这件事，只不过前者要求女性自己主观争取，后者试图说服男性主动放弃。

主动放弃，提到“主动放弃”。

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不止一次强调，“主体在放弃中仍然是主体。”

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说服男性放弃特权，首先要承认他们的特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女性又会不断地被描绘成为客体，他者，加深某些特权。

例如有一条建议是“男性主动承担一半的家务，以及带孩子的任务。”理由是男人要疼爱自己的老婆，要减轻她的负担。

这无疑又将女性放到了一个“弱者”、“需要保护”的位置上，即便最后结果达成了，但男性的性别优先性，依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维护，被强调。

就我而言，虽然我是男性，但我总觉得，宏观层面上，历史长河中男性通过生理优势获取到的“性别特权”是很难自己放弃的。

有一次，我试图跟我妈讲，“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塑造的”这件事。我试图告诉他，女性不一定就非得温柔，受气了忍气吞声去做家务不一定就是“好女人”的标识。

我妈回呛了我一句，“你有空在那跟我说教，过来帮我洗几个碗好吗？你要是个女儿，你就知道女人多不容易了。”

我这才幡然醒悟，原来，对着我妈说教的我，也是“男性特权”的既得利益者。

普兰·德·拉巴尔说，“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，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。”

我曾经对这句话产生过极度的不满，觉得太偏颇了，那我也可以说呀，“但凡女人写男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，因为女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。”

但看到这两天发生的事以及许多人的评论，我发现了，女性仅仅是当事人而已，并不是法官。

所以昨天晚上我睡不着再次翻开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的时候，我有种愧疚的感觉，作为男性一员的一种愧疚。

我以前不理解这个女哲学家，我觉得争取男女平等，无非就是法律上平等一些，工作上、权利上平等一些，但她为什么能事无巨细地要求到什么从幼年到老年的平等，从普通文员到妓女的平等，从思想/教育到安全/信仰的平等，诸如此类写了1000多页，有时读起来甚至感觉她像一个喋喋不休的怨妇。

现在我明白了，每一个看似啰嗦的喋喋不休背后，也许都有一个女性被伤害的故事。

以前我喜欢说，“希望大家都可以被温柔以待”，被谁呢？主体性是缺失的。

今天我想说，“愿大家早日争取到事无巨细的平等。”

– 完 –